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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甲、江青与《红灯记》


□ 信 实

戏成功了,因为这回是江青亲自抓的,《红灯记》的命运顿时突变,媒体竞相报道。报道时,总是突出“不断修改”,又总是突出它的主导者“中央领导同志”的作用,作为主要改编者和导演的阿甲却被忽略了、“淡化”了。
江青插手《红灯记》创作,时间大约半年多,观看演出六七次,每次都要发表意见。经过记录整理的就有五次,共计120条(包括某些前后重复的意见)。这些意见,有些讲得比较集中。比如多次讲到“刑场”一场要突出李玉和的形象,要加强他的唱段;如何更好体现地下工作的特点等。其它绝大多数都是关于个别细节的零散意见。她本人说“我不看提纲,不看剧本,只看演出”,所以她的意见,大多是观看演出时的即兴感觉。一类是对于个别细枝末节的非常具体的意见,涉及情节、台词、唱腔、动作、化妆、布景等各个方面,这是绝大多数。另一类是大的方面的要求,但又都很抽象、笼统。比如,要为李玉和树碑立传,即是为工人阶级树碑立传,要有大段的整套的唱,要抒情等。至于树他什么,怎样去树,唱些什么内容,连个方向性、原则性的意见也没有。她在抓《沙家浜》时曾说:“我只能开药方,不能当护士。”意指我是领导,只拿原则,不管具体。可是在《红灯记》创作中,她却大做打针、发药、量体温一类护士工作,热衷于提各种各样细节上的零碎意见。这说明,重要意见她实在提不出,水平有限,并没有花多少心血。
江青在艺术家们面前班门弄斧,不懂装懂,显示权威,结果反而留下笑柄。比如在“刑场”李玉和一段静场唱腔,原来用的是昆曲“新水令”,既得体又新颖。江青竟以权威的口气,斥责其不适合表现现代生活,要改成“倒、碰、原”。殊不知,行家都晓得,这种唱法在京剧中是一个老掉牙的套子,她却当作高招加以炫耀。再如原剧有一段由“吹腔”改造而成的组唱,以表示三代人从容就义的英雄气概,曾被一些行家称赞为“岁寒三友”。江青却认为“吹腔”是传统戏中关羽常用的唱腔,用在这里有损革命英雄形象。按照这种逻辑,京剧传统形式在现代戏里,几乎都不能用了,这还有什么京剧现代戏。又如,李玉和上场时原来有一段押韵独白,演员李少春说,这样的词,我就有戏演了,演出后效果很好,可江青硬要去掉,改为唱。没有旁的理由,只说“独白很困难,我演《大雷雨》的时候,就最怕这个”。后来她看过京剧现代戏《杜鹃山》时,又来了一个超级大转弯,要把《红灯记》的对白、独白,统统改成押韵的白,这又太难了,结果行不通。“赴宴斗鸠山”一场,阿甲原来根据京剧审美特点,设计了一桌两椅,以李玉和为中心,坐定舞台中央,显示沉着坚定。鸠山为获知密电码的下落,围着李玉和团团转。这样处理,比较准确、生动地塑造了两个正反面人物截然对立的形象,后来江青却批评这样的舞台设计,把英雄死死捆住,让敌人满台乱窜,提出要改变,于是,搬上了日本的塌塌米,加上其它陈设,让李玉和动起来,搞了不少动作。周恩来、康生看了都不满意,江青也不得不承认:“这一场的舞台调度乱,层次不清,有重复的地方,还没以前好。以前的缺点是把英雄人物死死地捆住了,但也有个好处,就是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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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百年潮 Tags:阿来 阿的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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