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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战后世界


□ 施展 交学院副教授

  苏联的扩张主义趋势表现出来,不是一种改变均势的主张,而是一种否弃均势,建立特定意义上的普遍秩序的主张。这激活了美国的普世主义情怀,它才开始担当起主动构筑普遍新秩序的工作

  施展 外交学院副教授

  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记述了“二战”后期,英美苏三大国对于战后世界秩序的构想。丘吉尔希望在欧洲重建传统的势力均衡体制。这代表着重整英国、法国,甚至战败的德国之实力,再加上美国,就可以和东方的苏联实力抗衡。罗斯福的战后世界秩序观却是,以美、英、苏三个战胜国,加上中国,以类似世界理事会理事的角色来维持和平,对付潜在的恶棍,这个观点即是“四大警察”论。斯大林则决心以战胜国的姿态把俄国影响力深入欧洲中部,并且预备把苏联军队征服的国家,变成缓冲区以保护俄国,防止未来德国入侵。

  我们可以简单地将这几位政治家的愿景表述一下。丘吉尔渴望一种传统的均势秩序。罗斯福渴望一种普遍的集体安全秩序,但是考虑到“一战”后国联的教训,还要为其加上有效的执行人机制。斯大林的愿景则是揉合了前面两位,就其所信奉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而言,他与罗斯福一样渴盼一种超国家的普遍秩序,虽则两人所向往的方向完全不同;但就现实的力量格局而言,他也毫不介意形成某种均势格局以对本国有利。丘吉尔是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罗斯福是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斯大林则是一位愿与现实妥协的理想主义者。

  三个人的主张基于三种对政治及正义秩序完全不同的理解。丘吉尔是基于老欧洲的“国家理由”这个数百年的传统;罗斯福是基于新大陆的“天定命运”这一信念;斯大林则是基于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普遍革命主张。对这几种观念的解析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战后世界。

  国家理由

  “国家理由”的根本原则最初由马基雅维里提出,后来被法国国王方便地借用来为自己反对哈布斯堡帝国的战争进行辩护。

  之所以需要有此辩护,是因为一方面哈布斯堡帝国代表着天主教世界的最高世俗权威,同属天主教的法国与其进行战争,在正当性上有一定瑕疵;另一方面,16世纪的哈布斯堡帝国力量强大,几欲统一欧洲,法国难于独力抗衡,需要寻求外援支持,而这个外援很可能不是天主教国家。法国的基本辩护逻辑是,哈布斯堡帝国是一个邪恶的帝国,如果容忍了它对于欧洲的统一,则教皇也将落入邪恶帝国的控制之中,整个天主教世界的正义秩序将彻底沦丧。为了防止这种可怕的前景,必须有人奋起反抗,阻止哈布斯堡帝国对于欧洲的统一,拯救基督教世界的内在和谐。

  法国当仁不让地要肩负起这一责任,于是法国的存活本身便具有了一种超越于法国之上的价值;为了保障法国的存活,则任何手段都是可以被正当化的,包括与异教徒结盟。这就是“国家理由”。1536年和1542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两次与土耳其苏丹苏莱曼一世结盟,以反对共同的敌人哈布斯堡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这种结盟关系在基督教世界看来不啻骇人听闻,然而放在“国家理由”理念之下则极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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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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