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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人生边上的杨绛


□ 李木生

  

  文/李木生

  杨绛曾经牢牢地记住了柏格森的一句话:人在当时处境中,像漩涡中的一片落叶或枯草,身不由己。就为了能够心只由已,她在六十多年间,远离漩涡,勇敢而又智慧地走在人生的边上。

  这个“边”,就是边缘之边。1949年,有三个漩涡可以卷走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陆,台湾,欧美。她与丈夫钱钟书不去台湾,不赴欧美,自主地选择留在父母之邦的大陆。留下来,却自觉地边缘化,并不跳进漩涡里。这种自觉,当然是一种自知之明,更是一种对于身能由已的期待:想着安安分分“做驯顺的良民”,“坐坐冷板凳”,总可以安安生生“粗茶淡饭过日子”了。

  但是事与愿违,残酷漫长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与血淋淋的现实,将他们一家卷入无人幸免的漩涡里。早早的,五二五三年,“三反运动”,就已经开始对于知识分子“脱裤子”、“洗澡”、“割尾巴”,而且是“人人过关”。自己先要把自己骂个“狗血喷头”,将脸皮撕破,“越是不要脸”才能“越显得觉悟高”;“既是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没有一个好人没有一点好处,全是是肮脏透顶,就要像“犯人”一样地被审查与“招供”;直到一个一个像“夹着尾巴”、“挨了打的狗”,不再敢有独立的思想(《洗澡》)。

  这才仅仅是一个序幕,等到六六年她与丈夫共同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那可真是猪狗都不如了。丈夫的头被剃成十字花,自己的头被剃成了阴阳状,大牌子,高帽子,批斗,游街,鞭打皮带抽,让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明白了“最经磨的还是人的血肉之躯”。同是知识分子的女儿阿媛与女婿德一,与爸妈一起遭受着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在战争年代也难以遭逢的苦难与凌辱。还有自己早已过世的父母,同样不得安宁,墓碑也被红卫兵砸了。一生也没嫁人的妹妹杨必,急性心脏病衰竭亡于睡梦中,也被怀疑自杀而被军医“彻底”解剖检查(《记杨必》)。尤其是女婿德一,成了她心上永久的伤痛。一个“和善忠厚”、可以让女儿托付一生的人,却被逼得自杀身亡。杨绛一字一字记下女婿德一最末一次相见时说的话:“妈妈,我不能对群众态度不好,也不能顶撞宣传队:可是我决不能捏造个名单害人,我也不会撒谎。”不知害人也不会撒谎,就得走上死路,这该是怎样的一个社会。一个母亲,这时候只能“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女婿德一,与那只在菜园里被人、狗围困绝望无路的兔子多么相似。那只兔子最后是一跃六七尺高,掉下地就给狗死死咬住。杨绛说:“在它纵身一跃的时候,我代它心胆俱碎。”(《干校六记》)德一是山东济宁人,我的老乡,只是不知道他的家人现在是否还会在心里埋着失去他时的哀痛?

  真是“九蒸九焙”,普天之下,莫非漩涡。虽然无处可遁,可是杨绛与钱钟书一起,清醒地自别于漩涡,从意识的深处自外于漩涡,从而立定了心,让心由已,也为中国知识分子踏下了一条独特的路,一条“边缘”之路。就是在领导给他们分配了宽敞的住房、并不顾钱钟书的力辞而任命钱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时候,他们一仍如旧地清醒固守着自己的“边缘”立场,不热络、不上位。“这番捉将官里去”——这虽然是杨绛对于“钱副院长”头衔的戏谑,可一个“捉”字,不是活脱脱显示着他们对于漩涡的疏离与俯视吗?这是一个罕有的现象,在如此漫长以至于仍然看不到尽头的改造时空里,至始至终,清醒就没有离开过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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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学自由谈 Tags: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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