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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与中国教育会及爱国学社


□ 杨 涛

  明末以来,江浙地区始终是思想学术中心。当地文士形成了以社党、书院为外在形式,以学术、教育活动为载体横议天下的士大夫政治现象。其中东林党和经世派群体的经世、救国思想无疑对后世影响深远。到了近代,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以下合称会社)中的江浙革命知识分子在士人救国的传统上,又具有新的意义和形式,对近代社会发展潮流的趋新、趋快起了重大作用。
  作为会社领袖的蔡元培(1868-1940)经历了康梁变法失败后,由传统的经生儒士演变成革命知识分子的过程。1898年9月,蔡元培辞去翰林,从北京回家乡绍兴出任中西学堂监督。他在一次宴会上批评主张改良的维新派,至激烈处举右臂大喊:“我蔡元培可不这样,除非你推翻满清,任何改革都不可能。”[1]其立志革命之心当可见识。
  蔡元培回到地方后,即与江浙一带的文化精英聚首于上海。他们大多有类似的文化素养、近似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而且多服务于新式文化机构。其中与会社有联系的有:江苏的马君武、吴稚晖、黄宗仰、柳亚子、蒋维乔等,浙江的蔡元培、章炳麟、陶成章等。此外有安徽的陈独秀,湖南的黄兴、章士钊,四川的邹容,河北的张继等。[2]这批文化精英置于思想领域的最前沿,更早也更深地考虑到“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革命”间的关系,亲身体验到他们之间的碰撞与交融。他们中有的到东京投身革命,如吴稚晖、章炳麟、邹容等。当时,上海已有思想、文化中心的地位;从组织、思想、舆论上讲,上海与东京对革命发展有极大的因缘关系。这种关系在会社这里是极为明显的。
  会社对有进步思想的文化精英起了集合作用。蔡元培与章炳麟初识时,章炳麟刚写就《訄书》。当时“此书汉人读之感甚快,但畏祸,不敢多为传布”,而蔡元培“道经仓前,访章炳麟,乞得《訄书》一册。”[3]至其设爱国学社时,又请章炳麟去任教。再者吴稚晖由日本遣送回国时,蔡元培志愿担任陪送任务,途中两人大谈革命势在必行。至上海后,中国教育会开会欢迎,而吴稚晖亦入会。
  蔡元培作为会社发起人,他身上仍有士人救国的特点。清末废科举、设学堂、奖励留学、公布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这样一来“士”的数量和类别就今非昔比了。新旧势力通过争夺教育资源实际在争夺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云集上海的进步知识分子既有革命志向,又与教育、学术、文化等问题直接相系,因而先由学界新旧势力斗争引发,使他们终于集合在一起。
  1902年4月,这个群体完成第一次集合。蔡元培与叶浩吾、蒋观云、黄宗仰(乌目山僧)、林白水于上海创立了中国教育会,蔡元培任会长。冯自由回忆说:“教育会之成立最初乃是蔡、章、黄、吴等人痛感国内无新学之适用教材而无补于新教育,因而认为非重新编订完善,不足以改良教育,又因倡议诸子,均属热心民族主义之名宿,故此会不啻隐然为东南各省革命之集团。至驻日公使蔡均电请清廷停派留学以防患革命,教育会乃谋集资自设学校,培植人材。”[4]这正是以后收纳南洋公学退校生成立爱国学社的初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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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史杂志 Tags: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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