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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重写文学史”的“历史性”


□ 杨庆祥

  一
  
  让我们从一个文化事件谈起。2000年,《收获》第2期“走近鲁迅”专栏刊发了三篇文章,分别是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王朔的《我看鲁迅》、林语堂写于1937年的旧文《悼鲁迅》。这三篇文章虽然风格各异,重点不一,但都有一致之处,那就是对鲁迅“经典形象”进行一种解构式的“重写”。冯骥才开篇就点出鲁迅的“成功”之处在于“独特的文化的视角,即国民性批判”,但是随即笔锋一转,认为:“然而,我们必须看到,他的国民性批判源自一八四零年以来西方传教士那里。……可是,鲁迅在他那个时代,并没有看到西方人的国民性的分析里所埋伏的西方霸权的话语。……由于鲁迅所要解决的是中国自己的问题,不是西方的问题;他需要借助这种视角以反观自己,需要这种批判性,故而没有对西方的东方观做立体的思辨。……可是他那些非常出色的小说,却不自觉地把国民性话语中所包藏的西方中心主义严严实实地遮盖了。”王朔则直言“鲁迅的小说确实写的不错,但不是都好,没有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都好。”“鲁迅写小说有时是非常概念的,这在他那部倍受推崇的《阿Q正传》中尤为明显。”“我认为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有世界文豪只写过这点东西的。”林语堂以同代人的身份对鲁迅的定位是:“鲁迅与其称为文人,无如号战士。战士者何?……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这三篇文章一俟发表,立即在文化界引起很大反响,反对者有之,赞成者亦有之,但大多秉持某种道德化立场,真正有价值的观点并不多,所以有人指出:“从1999年底刮起的一股‘批鲁风’,实际上是1998年文坛‘断裂’事件的延伸和继续。如果不认真研究导致产生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并加以妥善解决,而单就鲁迅论鲁迅,那就会纠缠不清,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么,这一深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联系到冯骥才的另外一篇文章,或许能看得更清楚一些。1993年,在一部分学者提出“后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之际,冯骥才发表了《一个时代结束了》一文,提出“新时期文学”已经成为一种“历史”,是到了“应该自我保存”的时候了。冯骥才列举的理由有四:第一,“新时期文学”已经完成了挣脱“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使命。第二,“新时期文学”已经完成了“文学回归自身”的使命;第三,“新时期文学”的读者群已经涣散;第四,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文学的使命、功能、方式,都需要重新思考和确立。由此可以看出,从“走出80年代文学”、“新时期文学终结”到“批鲁风”,这些文化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而要求对80年代建构起来的文学史观念和文学经典进行再一次的重写。很明显,在冯骥才、王朔等人看来,要走出80年代文学(新时期文学)就必须走出鲁迅的神话,只有解构了鲁迅的神话才有可能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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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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